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超越120平方公里谋篇布局

　　东北振兴的根本出路是全面深化改革。如果说2016年中央7号文件，是为振兴东北指路径、提要求，那么2017年国家批准建设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为振兴东北找机会、搭台子，利用扩大开放全方位倒逼东北体制机制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总面积120平方公里的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定义为78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的振兴“新引擎”。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已有7个月时间，我们非常关注这个“新引擎”的建设成效。今天起，本报分五期刊发“走进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系列报道。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给辽宁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是显性的，如新注册企业数量、注册资本额、时间表、路线图等等。另一种是隐性的，人的精神状态在变，工作理念在变，以及干部群众身上迸发出的强烈改革热情。

　　这些变化是顶层设计带来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外部引入改革压力，其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它是一场全面的颠覆，从理念到机制再到制度。而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因为受传统观念制约、经济下行压力、自身职能所限等影响，每迈出一步都步履蹒跚，又极其需要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谋划、推动和评价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之时，必须超越120平方公里，否则就可能将其视为寻常之物。

　　超越120平方公里，要求我们超规格重视，为改革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还需要有更高站位、更富远见、更能锐意进取的领导团队。

　　引子

　　截至11月20日，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新增注册企业达18834家，在全国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位于前列。

　　从地方发展层面评价，这个数字令人振奋，它体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经济活力、吸引力和开放度。

　　从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辽宁的期待而言，验证改革成果的主要不是数字，而是要以开放倒逼改革，探索出一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路。一位基层干部的话振聋发聩：“120平方公里人均GDP10万美元，又能如何？我们要解决的是东北问题！”

　　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最为特殊的创新平台，既没有国家的大量产业投资、寻常的税收优惠，也没有土地、生产、销售方面的补贴，核心任务是为国家探索制度创新。只有将这个12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置于东北78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的格局下，拿出为国谋虑的胸怀和担当，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鼓励试错、宽容失败，才能最大限度激发改革动力完成国家任务，也才能更好地把握辽宁的前途和命运。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谈优化营商环境太落伍

　　我们的基因自带营商环境建设

　　这7个月，自由贸易试验区给辽宁带来了哪些变化？

　　变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看得见，容易描述的。

　　省级层面，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年滚动工作计划等一批顶层设计完毕，全省8个专项工作推进组分兵多路，积极推进相关领域重点工作，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四梁八柱”崛地而起。片区层面，三个片区机构到位，干部到位，投资、贸易、金融等各项改革难点重点集中突破，多箭齐发、纵深向前，“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改革画面铺展在眼前。

　　另一类变化，鲜为人知，而又意义深远。自由贸易试验区干部的学习热情，是外界难以想象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容庞杂、体系严密，大连片区小窑湾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刘小丹说，在大量新事物新知识的冲击下，“最开始半年，一直晕晕乎乎的”。营口片区管委会副主任郭彩学说：“你不学，你连皮毛都不懂。”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工作理念在深刻转变。沈阳片区新注册企业不到半年超过1万家。有人担心：“这么多企业能管好吗？”沈阳片区管委会副主任高峰回答：“都管了30年，不能再‘管’了，我们要为企业服务！”

　　难能可贵的是，改革者身上迸发出久违的激情。

　　谈及营商环境建设，沈阳片区政策法规局局长张世成快人快语：“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谈优化营商环境太落伍，我们的基因自带营商环境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干部，走路带风，求新求变，渴求成功，用他们自己的话形容是“热乎劲儿远没有散”。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传承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脉相承的拼搏、奋斗、创业精神，这是国家顶层设计给辽宁的馈赠。

　　沈阳片区只有1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

　　无地可卖，留给我们的只有改革

　　在一次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上，东软集团负责人讲述，同一项工程，在国内三地同时启动，广州和上海已经竣工，而省内的工程还在审批。他感慨：最大的差距，还是人的差距。

　　平心而论，广大基层干部对重管理轻服务、喜谈优惠政策轻视公平环境，以及投资拉动的特殊偏好等等“路径依赖”，不仅仅是个人认识问题——所以需要思想解放、观念转变，也有其形成的客观必然性——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深刻塑造了人的价值取向，也压抑了个体改变的主观能动性。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何以改革？唯有开放。改革开放近40年，在固化利益的掣肘、路径依赖的羁绊、陈旧观念的束缚下，改革的内生动力逐步递减，此时，就越发需要从外部导入动力。

　　开放越深，改革就越深。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揭牌不久，一批外向型企业齐聚营口片区，营口外向度较低，需要建设保税区和跨境电商中心，更要尽快弥补政府管理模式、组织架构和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如郭彩学所言，对外开放带来了更宽视野与更高标准，“每一天都是脱胎换骨”。

　　制度创新，全面颠覆了传统行政管理体制。7个月时间，三个片区拔地而起了一整套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以信息共享平台为基石，以企业自控自律为依托，以独立第三方为保障，政府、企业、第三方以及公众，各安一方，各司其职，共同形成监管合力。沈阳片区政策法规局局长张世成说，这是“用建立体制机制的办法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根据国家顶层设计人为创造的‘小环境’，极大减少了旧体制的阻力，鼓励改革者放手一搏。比如，沈阳片区只有1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一个大型国有企业都摆不下，我们还能卖地吗？我们又能招来多少个项目？留给我们的只有改革。”高峰说。

　　这样一个平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早在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之初，大连方面就着手编写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方案，3年时间几易其稿，为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最终落地奠定了基础。

　　大连市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汉国，印了3万本解读资料，见人就发，“你不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你怎么能珍惜自由贸易试验区？”

　　打造东北振兴“新引擎”

　　不敢改不想改不愿改，不行

　　工作日午休，沈阳片区政务中心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在大厅上班的市直部门的同志休息。高峰说：“必须做好服务，每一项工作都要如此，怎么有利于工作怎么推进。”

　　每天上班，沈阳片区办公室负责人刘海凌路过单位正门时，都能看到单位全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打头的“中国”俩字让他感到自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设计者、上海市政府参事王新奎说，自由贸易试验区设计最初并无“中国”俩字，后加上的，强调为国家改革之意。

　　这两个场景，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誓言打造东北振兴“新引擎”，同时，它又是个幼儿，蹒跚学步，每迈出一步都离不开各方的理解、帮助和指导。

　　全国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另有难处。这120平方公里依托的白山黑土，进入计划经济最早、退出最晚，反映在一些干部的思想观念上，就是不敢改、不想改、不愿改。另外一个特殊的困难是，与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依托的东北腹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发展任务艰巨。所以，当上海喊出对本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GDP贡献“不是太关心”时，我们却不会如此轻松，就十分需要在坚持改革的前提下，协调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谋划、推动和评价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之时，必须超越120平方公里的范围。超越120平方公里，是为改革者撑腰。大到制度创新，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小到平台信息互联，协调与中直省直部门关系，仅凭三个片区乃至省级部门推动，都有力不从心之感。越是重大改革，就越需要得到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的强力支持。辽宁(大连)自贸区研究院院长靳继东说：“只有真正举全省之力，才能让自由贸易试验区长大。”

　　超越120平方公里，要有更高站位、更富远见、更能锐意进取的领导团队。有国企有意搬到大连自由贸易试验区，而其所在地担心税源流失。大连自贸办专职副主任李汉国向对方承诺：企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注册后，所产生的税收和招商指标全部返还。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陈柯先表示，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为国家改革，“首先是中国的，是东北的，最后才是辽宁的。”

　　3年期满，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就要向中央交卷。无论如何，这120平方公里的热土只是新一轮改革试验的起点，只能是未来更大范围改革的前奏。今天，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机遇视为天赐良机还是寻常工作，衡量着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眼光、能力和水平。（记者 张健）